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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棋牌:新中国70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2019-11-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作者:抚顺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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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实践,成功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7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70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时代主题、探索未来发展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决策,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在历史性变革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书写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按不变价计算,1952—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年均增长8.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4.37%上升至2018年的近16%,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自2006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第一位。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万美元,比1952年增长约77倍,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财政实力极大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大幅跃升至2018年的18万亿元,1951—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2.5%,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资金保障。

  现代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比高达83.54%,主要工业产品基本依靠进口。我国三次产业比例从1952年的50.5∶20.8∶28.7,变为2018年的7.2∶40.7∶52.2,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跃升,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1.97万亿元,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8.5%。国家创新能力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一些领域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彻底改变了科技水平全面落后的局面。“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8年的59.58%,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1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实施,有效改善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要战略的推动下,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1952—2018年,我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值从2.6倍缩小为1.8倍。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发展,支撑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我国已经建成发达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2018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倍,其中高铁里程达到3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2/3以上;公路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4.3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内河航道里程达到12.7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72.7%;民航定期航班航线里程达到838万公里,比1950年增长734倍。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达到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8倍;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9亿千瓦时,比1949年增长1026倍,连续八年保持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邮政营业网点达到27.5万处,邮路总长度达到985万公里,分别是1949年的10.4倍和14倍。2018年,我国移动宽带用户达到13.1亿户,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阔步迈向全面小康。1949—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加到28228元,实际年平均增长6.1%。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1978年下降35.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小康型向富裕型、享受型转变。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比1956年增长5.8倍;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长4.8倍。2018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分别达到3176个、44464个、4918个,分别为1949年的57.7倍、49.6倍、234.2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2018年,粗文盲率下降到4.9%,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13%,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6年。1953年我国仅有17.24%的职工享受劳动保险,1958年仅有0.94%的农村人口享受“五保”待遇。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2018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居民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的35岁上升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脱贫成就亘古未有,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按照世界银行标准,1981—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规模从8.8亿人减少到960万人,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世界减贫的直接贡献达到76.2%。

  从相对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1.3亿美元;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6万亿美元和7919亿美元,占世界的11.8%和7%,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地位。我国已经成为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微乎其微;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1349.66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均居世界第二位;1978—2018年,我国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20343亿美元。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08亿美元;2018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13年保持世界第一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容,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数届党的三中全会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重大决策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五中全会就国民经济规划提出建议。1994年以来,党中央在每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本年度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常性地审议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及时作出重大部署,并直接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确定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针政策。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采取财政、商业、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有效稳定了经济局面,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一片废墟上迅速而全面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农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城乡经济稳定以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验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党中央以非凡的战略思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推动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分税制、金融体制、外贸综合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市场,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各种经济调控工具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并完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从创办4个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沿边沿江开放、建立浦东新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有效利用全球资源,不断提高开放的领域、水平、层次,使我国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全面转变。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对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观大势、谋大局,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态势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与研究内容,科学有力地指导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形成和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稳”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中各类矛盾和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守住底线,及时化解矛盾风险。在“进”的方面,党中央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极大地凝聚起共同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基本确立了改革的主体框架,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新作为、实现了新突破。

  第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引领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强调要顺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放宽市场准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手段,体现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不断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注重发挥各种经济成分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但是,党中央在谋划施政准则和构思建设蓝图时,没有简单地从本本出发,而是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明确提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经历了长期探索。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用六条篇幅专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所有制结构总体格局,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的定位作出了明确论述。在过渡时期,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为了实现赶超,确立了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战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加之受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逐渐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成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对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不适应,“统得过死”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结构扭曲,反而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科学总结所有制探索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我国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同时,不断放开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既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新活力。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根本上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制也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就把多种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性质融合在一起,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大大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出重大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超越了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权保护、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与平等发展等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了完整的“两平一同”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两个毫不动摇”理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2016年和2017年,我国相继出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以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把“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还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特别是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针政策的三个“没有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立场和决心。

  伴随着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我国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地位等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创新。总之,新中国70年来,我国所有制改革波澜壮阔,从打破传统僵化的所有制结构开始,按照增量改革的整体路径,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突破,同时启动经营制度层面的农村和城市微观主体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逐步从传统体制外以及体制内的外围,过渡到传统体制内特别是其内核部分,深入到国有企业深层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同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日趋完善。

  四、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贯穿于70年经济体制演进和经济研究的全过程,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线。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出过一般性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国家计划下的产品经济,不可能搞商品经济,更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而且只有国家计划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这种观念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曾长期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存在,逐步增强国家计划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随着“国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实行物资切块分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政府计划指令完全代替了市场机制。在这种体制下,配置资源的经济协调仅限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长期缺位,加之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一度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导致经济体制日渐僵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结构失衡等问题不断积累。其间,虽然多次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但都没有触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一些经济学家立足我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观点,主张价值规律在调节社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升级技术装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先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辅论”,要求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我国积极调整政府职能,以坚韧的改革精神破除制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藩篱,建立完善市场体系,有效发挥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机制;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挥国家发展计划和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和区域等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缩小收入、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予以强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新中国70年经济和经济理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为新时代树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理念提供了基本遵循。经过40余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表明,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必须明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发挥全部作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强化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其中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总纲。新中国成立后,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出发,党中央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生活资料的生产,丰富了民生日用产品的供应,对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然而在实践中受多种因素制约,没有正确处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资源投入产出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实事求是地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科学判断,提出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以后,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目标得以坚持和发展。在领导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中央坚持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及时把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升华为科学理论再用于指导改革实践,使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成为改革前进的动力。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激发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致富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我国逐步建立起税收调节制度和覆盖城乡居民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等再分配制度,对调节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给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自1986年,我国开启了制度化扶贫阶段,在开发式扶贫政策和扶贫开发纲要等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贫困人口总数持续下降。

  经过70年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强调共同富裕目标,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包括共享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内涵,要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同时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立足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党中央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六、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新中国70年来,我国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科学地扬弃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党中央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开展了淮河、长江、黄河和海河流域治水工程。根据预防性卫生监督理念,探索城市和工业污染的防治工作。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国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针对“大跃进”运动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滥伐林木问题,我国一方面强化了城市和工业“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另一方面着力恢复林业经济秩序。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推动和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促动下,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环保意识觉醒和现代环境保护事业的正式起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集中凸显,生态环境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党中央开始着力推动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实施“三同步与三统一”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要求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确保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方略。党的十六大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理念,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筹人与自然发展,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跨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以“生态文明体系”构筑集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质量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国家生态安全体系于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推动中国由工业文明社会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而且为人类社会实现绿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在逻辑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绿水青山是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永续和持久供给的前提和基础,也包括在环境阈值内永续持久容纳、消化和吸收环境污染的潜力和耐力。另一方面,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始终是事关人类发展的主题,以往那种GDP至上、把发展和保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的发展观,以及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再也不能延续了;好的经济质量也是好的环境质量,好的环境质量能够促进和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绿色属性,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经济体系,强调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路径,坚持传统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奠定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价值理论基石,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重视资源全价值、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七、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化进程

  新中国70年的历程充分表明,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党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历史规律,深入分析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创立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理论、新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艰难的国际环境,我国形成了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建立起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旧中国的对外经贸被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所控制,生产、技术等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作为原料来源地和工业品倾销地的依附性对外开放是完全不平等的。刚成立的新中国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规定,逐步建立起以国营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以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一切国家的长处和好的经验都要学,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对象和领域。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我国通过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品换取外汇,进口技术和机器设备促进工业化,为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还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积极与一些亚非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往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推动下,我国对外开放理论与格局日臻完善。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战略判断,继承和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为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在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实践中,总结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学会“两套本领”等重要的对外开放理论,开辟了吸引境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突破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思想束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对外开放全面升级为WTO框架下的体制性多边开放,连续多年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国。党的十六大以后,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等国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引导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逐步扩大“走出去”力度的方向转变。这一时期,我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开放宏观经济学等学科,针对外资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攀升全球价值链、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等,开展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深化和发展,对外开放理论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构建起全面开放理论与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确立为五大新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与此同时,我国发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反对霸权主义、不采取海陆对立“两分法”视角的国际公共品供给模式,形成了涵盖国际经济、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创新型理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一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体理论上升到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高度。面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抬头,我国坚定支持多边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不谋求贸易顺差,主动扩大进口,带动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稳步增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也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我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国于2018年专门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支持。这些措施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零和博弈思维,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既充分吸收对外开放经典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如我国基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对外开放实践等,又不断创新,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展望新时代,我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结语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就,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启示,本文总结了其中至为重要的“六个坚持”。这“六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新问题新挑战、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持的理论指导,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纵观历史,大国崛起不仅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要在经济理论上作出原创性的重大贡献,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崛起时期的重商主义与崛起后的自由贸易理论,后发国家如19世纪德国赶超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美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战后日本复兴时代形成的产业政策与规制理论,等等。这些经济学理论不仅充分体现了对一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还深深地打上了一国的历史、哲学、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烙印,可供其他国家比较借鉴,但不可能被完全复制。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表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往往伴随着经济学体系的重构。回首过去,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创造了人间奇迹,但还需要关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说对此作出充分的理论阐释和解答,需要广大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深化研究和深入总结。放眼未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正确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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